今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带来了重大影响。上周闭幕的两会上，中央也提出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举措。该如何预判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准确理解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6月2日，广州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球教授。吴晓球表示，“六保”是今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了“六保”，“六稳”才能实现。所以，当前要想尽一切办法助企业渡过难关，对小微企业应该大幅度减税甚至免税。同时，地方政府也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本地建设，助力本地经济恢复“元气”。
记者：今年“六稳”“六保”被提到一个突出位置，这背后体现出今年的经济政策有哪些新特点？吴晓球：“六保”是今年工作的着力点。“六保”中的前三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是最重要的，后面三保是战略性的保护。“六保”是今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了“六保”，“六稳”才能实现。所以，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应向“六保”倾斜，所有工作的重点都应放在如何把就业保住。保民生的核心是保就业，没有就业，一切都无从谈起。保就业，就是要保中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经受不住疫情的冲击。今年的政策重点是非常清晰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提的都是很具体的政策，讲的都是接地气的大白话。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我们还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虽然这些年大家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还处在生活不是很宽裕的阶段。现在不能大谈如何扩大内需，如何通过大消费来刺激经济。当人们的生活都出现了困难，谈发展、刺激，都是奢谈。如何让企业克服当前困难活下来，才是当务之急。企业现在面临的困难非常多，成本高、需求不足，还有疫情影响下开工率也不足。记者：在你看来，当前企业需要哪些帮扶？吴晓球：应该从供给侧方向思考，来降低企业成本。至于说需求的扩大需要国际环境改善、国际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国际秩序的构建等，特别是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不是中国单方面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设想，但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所以，我们要从供给侧发力，只有收入增加了，内需才能被刺激。所以，为企业纾困，也要从供给侧出发：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减轻企业生存压力。就像总理强调的，要在减税降费方面做很多努力。过去对企业来说，税、费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现在必须下大决心降下来。企业一旦进入到破产清算关门，再让它重新启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企业垮掉了，收税的对象也就没有了。所以，企业综合税负必须大幅下降，哪怕我们今年先降低，接下来根据企业的生存状况再做适当的上调，都是可以的。但当前，必须下调这些税费。第二，降低企业的利息成本。国外都零利率了，我们的利率还是比较高的。商业银行的利差太大，需要改变和调整。第三，要改善中小微企业的信贷环境。疫情之下，很多企业没有订单，在银行贷款的企业可能要断供了，需要推出一些“暖企”措施，比如，延期还贷。因为是否正常还贷是要记入信用记录的，这对企业很重要。第四，要大幅下降中小微企业的房租成本。因为房价高带来的房租高，对中小微企业带来的负担很重。这种高房价，给经济运行增加了很多风险。我注意到，一些理发店都要关门了，因为房租太高。要知道，理发能带来很多就业。第五，人工成本也可以适当下降，共渡难关。政府、企业、股东、从业者，实际上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的，要共克时艰。记者：如何让中央的政策真正惠及小微企业？吴晓球：关键是要小微企业能从中受益，因为小微企业是提供工作岗位最多的。我认为，小微企业应该大幅降税或直接免税，比如免一年。记者：今年的财政赤字多了1万亿元，加上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3.7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这是不是要强刺激的信号？吴晓球：今年不是要大放水、强刺激，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今年我们对企业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加上经济不景气，政府的财政收入肯定会减少，但政府的很多支出是刚性支出，比如说通过财政给人员发工资、公共卫生支出、教育支出，这些都是不能减的。这样就会有缺口，这就需要发行一些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来做出平衡。所以说，今年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为了保证基层运转。这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之策，不能理解为大水漫灌。如果基层税收难保障，一些地方政府的运行都会出问题，所以，包括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内的政策，也是为了保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这些国债不是用来做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我也不赞成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要让人们能就业，保住饭碗，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记者：这一次和上一次的4万亿有何不同？吴晓球：这一次和上一次的4万亿有很大不同。上一次4万亿是经济刺激计划，这一次是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保持正常经济秩序，保持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必要的民生开支，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记者：疫情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吗？吴晓球：从宏观上讲，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正处于稳定的中速发展的轨道上，中国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国之一，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疫情之后，中国仍然将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之后的重要一极。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要看到，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疫情不仅影响短期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关系都带来很大影响。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和过去完全不同了。面临的困难比过去都要大。记者：大家有一个感觉，今年我们提出的经济政策都很接地气，包括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的那些措施。吴晓球：我们把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想得很充足，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没信心，而是我们更加接地气，更加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的政策是有效的。比如地摊经济，你天天搞那些高大上的不行，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高大上的水平。我们的人均GDP才1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才3万元人民币，还有6亿人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如果这批人不能就业，连这1000元可能都没有着落。所以，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接地气，不要搞一些虚头八脑的东西。我看报纸上说，成都发展地摊经济，3万多人出来摆摊，一下子解决了10万人就业，这就很好。老百姓要吃饭，没有现金流，摆个摊，卖烤红薯、炒板栗，我看挺好的。要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民生、就业才是当前最紧要的。记者：所以，今年扩内需难度也会很大。吴晓球：现在还谈不上扩内需，就业、收入都有困难了，怎么扩内需？发消费券是没有意义的。那一点点钱，解决不了问题，首要的是要让人们有收入，券用完了，没工作，怎么办？还是没辙。消费券看起来很新鲜，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地方政府必须创造好的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包括国外资本进来，为本地经济恢复“元气”。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是改变地方政府收支状况的一个重要思路，不能再继续大包大揽。记者：广东受到疫情的影响也很大，对于广东你有何建议？
吴晓球：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比2008年严重，主要是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以及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比2008年要严重得多。广东在这次疫情中受到的影响的确很大。主要是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疫情之下外部需求突然就窒息了，而广东外贸出口占中国的比重非常大，经济的外向型很明显，包括华为这样的大企业，国际市场份额也超过国内市场份额。所以，这次疫情对中国是压力，对广东更是压力。当然，广东也面临着很多有利的条件，比如广东有非常完备的制造业基础，科技创新实力强劲。第一，我相信国际经济环境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第二，中国产业链完整，产业基础强大，中国产品在国际上还是有竞争力的。不要因为这两个月的疫情，就把未来看得一片灰暗。第三，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适当的时候，出口转内销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广东永远会有出路，会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我对此充满信心。记者：在你看来，疫情之后，哪些行业会迎来大发展？吴晓球：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还在进行中，还没有完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是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新兴产业转型。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观念的变化，比如以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网络配送、物流和线上产业，都是让人耳目一新的领域。此外，和公共卫生相关的产业，预计在未来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机遇，比如像生产口罩、呼吸机的这些企业，过去一段时间都有高速的发展。包括医药行业，肯定也会被空前重视。当然，更多的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那些新基建涉及的新产业，比如说“两新一重”建设。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高，就业有保障后，汽车产业当然会回升，这也可能是一个新亮点。编辑 文锡炜
来源 广州日报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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